7月12日傍晚，据俄新社、塔斯社等援引法国媒体消息，欧洲知名作家米兰·昆德拉去世，终年94岁。捷克新闻网站novinky.cz第一时间发文悼念这位“影响世界的，20世纪最重要的捷克作家、剧作家、诗人和散文家”。

米兰·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，1975年起定居于法国。著有小说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告别圆舞曲》《笑忘录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不朽》《慢》《身份》《无知》《庆祝无意义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好笑的爱》、随笔集《小说的艺术》《被背叛的遗嘱》《帷幕》《相遇》、戏剧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等总共十六部作品。1973年获美第奇外国小说奖，1985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，2001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，2020年获卡夫卡国际文学奖。

国内出版的最后一本昆德拉著作是小说《庆祝无意义》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2月推出，是这本小说的第二次再版。

《庆祝无意义》进入人们视野之前，米兰·昆德拉沉寂了一段年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马尔克斯、索尔仁尼琴、米兰·昆德拉等人一起被引入中文世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掀起了新的文学思潮。马尔克斯、索尔仁尼琴先后去世，米兰·昆德拉则在85岁高龄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《庆祝无意义》也被称为昆德拉的最后一部小说，是作家“全部作品出人意料的概括。一个奇特的概括。奇特的收尾”。

凭借《生活在别处》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等小说和文学评论作品风靡世界的昆德拉，一直被视为捷克文学甚至东欧文学的代表作家。1967年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玩笑》出版，获得巨大成功，从此奠定其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。1975年，昆德拉离开捷克定居法国，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。每年诺贝尔奖揭晓前，昆德拉的名字总会被提起——人们坚定地认为，昆德拉当之无愧地应获得文学界的最高肯定。

《庆祝无意义》是继《慢》《身份》《无知》之后，昆德拉用法语写成的第四本小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新作的首个版本是2013年11月低调面世的意大利文版，直到2014年4月，法文原版才正式发行。中文版由文学翻译家、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马振骋翻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，并在2014年上海书展中亮相。

“昆德拉用戏谑的口吻说，无意义就是生活的本质。”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，马振骋曾这样描述昆德拉。“《庆祝无意义》这个名字也有两种解释：庆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；或者说，我们都在为无意义而欢庆。”

1987年，韩少功和景凯旋分别翻译了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和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。2002年5月，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中文版权。翻译所用的，是从昆德拉家中拿出来，由他亲自指定的法文“定本”。《庆祝无意义》出版之后，上海译文推出了全新包装的昆德拉作品集。

一代又一代读者从未停止过对昆德拉文学世界的探寻。他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着现代人的困境。

无意义的狂欢

六月的一个早晨，阿兰走在巴黎的一条街道上，看到很多穿着低腰裤、露脐装的女人——《庆祝无意义》以此开篇。以卢森堡公园为舞台，阿兰、拉蒙、夏尔、凯列班四个好友相继登场，还有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，人头攒动的夏加尔画展，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，天堂纷纷堕落的天使……

“和昆德拉原来的作品相比，《庆祝无意义》显得更加戏谑、随性，‘嬉皮笑脸’。”这是马振骋继《慢》之后翻译的第二部昆德拉作品。这是一部典型的昆德拉小说，时间与空间交错混杂，如音乐一般多声部此起彼伏，文本中的世界和作者的世界相互交叠。而这一出人间喜剧的背后，藏着昆德拉小说永恒的主题：生与死、严肃与荒诞、历史与忘却。

“轻快、顺畅，又充满智慧，如蜘蛛网一般充满张力。如同阿兰·雷乃的最后几部电影，米兰·昆德拉踮脚旋转、轻快跳跃、盘旋打转，这是一曲告别圆舞曲。最糟糕的独裁统治者和最伟大的悲剧制造者也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被他嘲笑，和他一起疯狂共舞。”《新观察家》这样评价昆德拉的最新小说。

“而你依然可以从这部小说中读到昆德拉的世界观。”马振骋翻开小说的最后一页：“无意义，我的朋友，这是生存的本质。它到处、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。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：在恐怖时、在血腥斗争时、在大苦大难时。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、直呼其名。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，还应该爱它。”

这确实是我们熟悉的昆德拉，他将生活的荒诞和狂喜渐次堆叠，到头来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推倒，意义的大厦轰然倒塌，只剩下错愕的读者和错落的文字面面相觑。而这就是生活的真相。“无意义就是生活的本质”马振骋再度强调，“就如同蒙田所说，不管生活怎样，你要做的是活在当下，并去热爱它，去寻找生活中的美。”

怀疑主义的花朵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昆德拉被介绍到中文世界。东欧文学研究者景凯旋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阅读昆德拉的情景。“1986年，一个美国学者来华访学，随身带了一本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，走时便丢给了我。”

小说中那些荒谬的故事情节深深震撼了当时的景凯旋。昆德拉笔下的捷克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“家族相似性”，一种“没有道德的道德”。他立即将英文版小说翻译成中文，从而成为国内最早翻译昆德拉小说的译者之一。

“当时正值思想解放，文学也正处于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、寻根文学的阶段。”景凯旋回忆，“包括萨特和加缪在内，大量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”，拷问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存价值。和索尔仁尼琴不同，昆德拉并不正面地描写尖锐的现实，而是以反讽的、戏谑的方式，去逃避传统和崇高——“而昆德拉的思想，也恰好契合了当时国内的思潮。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昆德拉受到了国内读者的狂热追捧。

对意义的怀疑和价值的追问，也贯穿了昆德拉的生活。“捷克作家克里玛在《我快乐的早晨》里说，这世界上有两种糟糕的选择，第一种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失去母语，另一种是留在这里，而不能发表任何的作品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景凯旋说道，“克里玛选择了后者，而昆德拉选择了前者。”

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里，这样一个细节泄露了昆德拉的心境：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但当一份抗议政府虐待政治犯的声明摆在他面前，他却拒绝在上面签字。昆德拉、哈维尔和克里玛被并称为捷克文学的三架马车。和坚守故土的哈维尔、克里玛不同，在经历了“布拉格之春”的动荡剧变之后，昆德拉在1975年离开捷克，远走法国，开始了“流亡”生涯。

“和哈维尔不同，昆德拉怀疑反抗的价值。他把这种反抗，这种对绝对意义的追求，也看做和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构的东西。”景凯旋解释。“哈维尔有一种宗教感”，他坚信有一种高于人的存在的理念，而知识分子正应该怀揣着这种勇气，去反抗社会的不合理与不正义。而正像《庆祝无意义》的书名所透露的，“昆德拉解构意义”，怀疑行动的反抗。

无论是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还是《生活在别处》，抑或《笑忘录》、《好笑的爱》， “在东欧的语境下，昆德拉描写了制度之下人的生存的异化。”他惯常描写的政治事件和两性关系，其实只是解构了宏大叙事之后剩下的稻草，给主人公证明自我存在的机会。而希望之后的虚妄，“往往变成了一个玩笑”。

却也正是这样的无意义，“将阅读昆德拉的我们引向生命和生活的世界”，当所有的理念被解构，所有的价值被推翻，所有的庆祝都变得虚妄——一切退回到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之前，这时候生活的本质才得以显现。“不要被观念所诱惑，而去过一种经验式的生活。”景凯旋如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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